都说我们厂的苏晚晴身上有“病”，一种见不得光的隐疾，像块烂木头，谁沾上谁倒霉。
车间里，冲压机每一次砸下去，整个地面都跟着哆嗦一下，像得了羊癫疯。空气里那股子热机油混着铁锈的味道，闻久了，吃饭都觉得菜里有股铁腥气。
工间休息的哨子一响，那要命的噪音停了，人的耳朵里还嗡嗡地响。一群光膀子的大老爷们儿，端着掉了瓷的搪瓷缸子，聚在通风口底下吹风。
“听说了没？档案室那朵花，又黄了！”说话的是马志强，销售科的，嘴皮子比他擦的头油还滑溜。他一开口，周围就围上一圈人，跟听评书似的。
马志强把缸子里的茶叶末子吐在地上，一脸的幸灾乐祸：“有耐心？是吓跑了！我跟你们说，男方家找人打听了，托了关系，去医院查了苏晚晴她妈当年的病历！那病，根儿上就坏了，遗传！一发作，浑身抽抽，口吐白沫，那样子，啧，谁敢要啊？”
旁边有人搭腔：“不能吧？苏晚晴那模样，那身段，白得跟雪一样，哪像有病的人？”
马志强一拍大腿，“你们不懂，这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不然凭她那长相，轮得到现在还嫁不出去？早被厂领导的儿子抢走了！我当初就是看她可怜，想拉她一把，结果人家还不领情，活该！”
他说“拉她一把”，其实是当初追人家没追上，脆利落地拒了，面子上下不来，从此就成了黑苏晚晴最卖力的人。
我叫卫国栋，维修车间的。我就在他们不远处，给一台老虎钳上油。他们的每一句话，都跟砂轮磨铁一样，刺啦刺啦地钻进我耳朵里。
我这人，嘴笨，不爱凑热闹。他们说他们的，我的活。只是手里的油壶，捏得紧了些。
她在档案室，我在维修车间，隔着大半个厂区。但厂子就这么大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
食堂里，她总是一个人，占一个最角落的桌子，小口小口地吃饭，吃得比猫还少。周围的议论声再大，她也好像没听见，自顾自地活在自己的罩子里。
下班路上，她推着一辆半旧的二八女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一个布兜子。她走路很静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像一棵小白杨，倔强地长在乱糟糟的草堆里。
厂里的小伙子，没一个不对她动过心思。但一提起那传得神乎其神的“隐疾”，就都打了退堂鼓。
谁家娶媳妇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过安稳日子？娶个“药罐子”，还是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“发作”的药罐子，那不是给自己家埋雷么。
所以，他们只敢在背后议论她，用各种荤的素的段子消费她，把她当成枯燥工厂生活里的一点刺激调料。
我把老虎钳修好，擦干净手上的油，端起我的搪瓷缸子，走到水龙头那接水。路过马志强他们身边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马志强看见我，故意提高了嗓门：“哎，国栋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娶媳妇可得睁大眼，别光图好看，万一娶个有毛病的，一辈子都毁了！”
马志强的脸，红一阵白一阵，跟调色盘似的。他想发作，可又知道我卫国栋是车间里出了名的犟骨头，技术好，脾气也硬，真动起手来，他那点身板不够看。
从那天起，厂里又多了一个传言。说维修车间的卫国栋，八成是看上苏晚晴了，不然干嘛为了她得罪马志强。
档案室的几个大姐搞不定，报了维修。主任看没人愿意去那个“晦气”地方，就把活派给了我。
我提着工具箱过去的时候，苏晚晴正站在窗边，看着窗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发呆。
午后的阳光斜着照进来，给她镀上了一层毛茸茸的金边。她的侧脸线条很柔和，鼻梁很高，嘴唇的颜色很淡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布拉吉，更显得人清瘦。
那台打印机比我的年纪都大，浑身都是毛病。我拆开外壳，里面的线路跟蜘蛛网似的。
我愣了一下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接了过来。茶水很烫，暖意顺着手心一直传到心里。
“我觉得，可能是这根传动带松了。”她忽然开口，指着机器里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“每次走到这里，它都会空转一下。”
那是个非常细微的磨损点，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我刚才光顾着检查电路和打印头了，还真把这个给忽略了。
我心里却翻起了浪。这姑娘，不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是个只有脸蛋的草包。她心细，而且懂点机械。
换上传动带，调整了几个齿轮，打印机发出了正常的运转声，一张印着字的纸被吐了出来。
“太谢谢你了，卫师傅。”她脸上终于有了一点点笑意，像冬天里开出的一朵小花。
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她指的是我在车间里怼马志强那事。没想到传得这么快，连她都知道了。
我去食堂吃饭，会下意识地往她常坐的那个角落看。她要是在，我就找个离她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下，偷偷看她两眼。她要是不在，我那顿饭就吃得没滋味。
下班的时候，我也不急着回家了。磨磨蹭蹭地收拾工具，等看到她推着自行车从档案室出来，我才跨上我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“永久”，不远不近地跟在她后面。
我也不上去搭话，就这么跟着。看着她单薄的背影穿过厂区，穿过那条两边都是法国梧桐的老街，直到拐进她住的那个老式职工家属院。
有一次下大雨，我没带伞。骑到一半，看见苏晚晴在前面的公交站亭子下躲雨。她没带雨具，抱着胳膊，被风吹得有点发抖。
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湿透的后背，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雨太大了，你带不动。”
雨下得跟瓢泼似的，我使出吃奶的劲儿蹬着车。雨水打在脸上，生疼。但我心里头，却跟烧着一盆火似的。
我没回头，只是把车蹬得更快了。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，流进嘴里，咸咸的，但心里头，甜得发腻。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但它就像一颗种子，一旦发了芽，就疯了一样地长。
“你疯了？！卫国桐，你是不是脑子被机器夹了？”我妈的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，“娶谁不好，你要娶那个‘病秧子’？全厂谁不知道她身上有毛病，克夫！都被人退了八回亲了！你是不是嫌我们老卫家的脸丢得还不够？”
“我告诉你，这事我不同意！你敢把她娶进门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我妈说着说着，眼泪就下来了，拍着大腿哭天抢地。
等我妈哭累了，他才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，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：“你想好了？”
我爸又沉默了。过了半天，他站起身，往屋里走，丢下一句话：“你自个儿选的路，以后别后悔就行。你妈这边，我来劝。”
第二天傍晚，我揣着我全部的家当——三百块钱，还有我爸偷偷塞给我的一对祖传的银镯子，去了厂里的小花园。
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，说话都结巴了：“苏……苏晚晴，我……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我把心一横，从兜里掏出那个用手帕包着的银镯子，递到她面前，一口气把话说完：“他们说的那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！我只信我眼睛看到的！我觉得你是个好姑娘！你要是……你要是觉得我卫国栋这人还行，就跟我处对象吧！以后，我护着你，谁再敢说你半个不字，我揍他！”
“卫国栋，”她开口，声音有点抖，“你真的不怕吗？如果……如果那些传言都是真的呢？”
我妈为此又哭了好几场，最后看我铁了心，也只能黑着脸默认了。她没给苏晚晴好脸色，彩礼什么的，更是一分钱没提。
厂里给我们分了一间单身宿舍当婚房。二十平米的小屋子，家徒四壁。我请了几个车间的哥们儿，帮忙把墙刷了一遍，又去旧货市场淘了张双人床和一个衣柜。
苏晚晴很能干，她用灵巧的手，把窗帘缝好，又在床头柜上铺了一块自己绣的桌布。她还买了几张红色的双喜字，贴在墙上和窗户上。
就在厂里的小食堂，摆了三桌。来的都是我车间的几个工友，还有我爸妈和我姐。苏晚晴那边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
来敬酒的工友，眼神里带着七分同情，三分看热闹。话里话外，都是“国栋，你可想好了”、“以后日子多担待”之类的。
马志强不请自来，端着酒杯晃到我们这桌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哎呀，国栋，恭喜恭喜啊！你这可是为咱们厂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有担当！来，我敬你一杯！祝你们……早生贵子！可千万别把那啥……给遗传了啊！”
马志强被我吓得退了两步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嘟囔着：“怎么着，还不让人说实话了……”
外面厂区的喧闹声，机器的轰鸣声，隐隐约约地传进来。屋里却安静得可怕，连彼此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说实话，不怕是假的。那些谣言传了那么多年，跟钉子一样，早就钉在每个人的心里。就算我嘴上说不信，可真到了这一刻，心里还是悬着一块石头。
苏晚晴坐在床边，背对着我，穿着那身为了结婚新做的红嫁衣。她一动不动，肩膀的线条绷得紧紧的。
“现在，关上门了，没有外人。”她的声音微微发颤，“我给你……最后一次后悔的机会。”
“你先别急。”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“等你看过了，再决定要不要我这个人。”
她一颗，一颗，慢慢地解开了衣领的盘扣。红色的布料向两边滑开，露出了她白皙的脖颈和一小片后背的皮肤。
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。是像马志强说的那种可怕的皮肤病？还是丑陋的疤痕？我脑子里一片混乱，甚至做好了看到最坏情况的准备。
灯光下，她的脸很白，嘴唇紧紧地抿着，眼睛里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，像是悲伤，又像是解脱。
正当卫国栋松了一口气，以为那些传言终究只是恶毒的无稽之谈时，苏晚晴却抬起了手。
她的指甲修剪得很干净，她用右手食指的指甲，对着自己左边光洁的后背，从肩胛骨的位置，轻轻地、用力地划下。